各县代表，虽实际为军民最高长官所委任，然欲使其手续之外表为合法，形式上当仍由各县选出。故在各县代表委定后，须立即以其名姓告知各县知事，授意彼等，使备公文申详上官，并集会正式选举云。如种公文，更须将日期提前云云。

廿九日，朱启钤代表参政院发电云：“组织计划，由参政院决定后，全恃选举监督实行此举之目的，故彼等当有管理选政及利用被选举人之实力。至国民代表，无论何地，每县须出一人；且须择各省与政府机关有关系之人物，方能对于选举真目的，不致有所误会。”

十月十一日，国务研究会发电云：“我国将来之和平及安全，全视政府机关与北京及各省交换之公文而定。若有一种公文，为大众所注意，余等当膺失察之罪。且关于国基之公文，若为众所知，则我国政治历史上，留一污点。故我国之尊荣及声望，惟此等之秘密是赖。余等希望君等委任一亲信属员，可负保守秘密之责者。”

二十三日，帝制党又密电指陈劝进之手续云：“国体定夺后，劝进书中，当含下列文语：‘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又在国体定夺之前，各种请愿书，必不公布，惟当置覆。”

各事既如法炮制，帝制党乃即从事于洗刷其窃国之痕迹，弗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其最后一电文云：

各种公文，无论若何秘密，仍将流为一种永久的记录。且一旦为外人所知，则我人不能逃严厉之评论，及剧烈之攻击，而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中央政府，思维再四，决将各种公文，分别焚毁之；俾非必要之记录，及种种缺憾，尽行掩灭。职是之故，务请君等检出各种官私文电书札，无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入记录者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此外电文甚多，此不过撮录其要，读者自可见一斑矣。

暨十二月十一日，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不承认帝位，其咨文云：“大总统为咨复事。准贵院咨开：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共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赍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等因。并收到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准此。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进，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以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郅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旧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于是代行立法院于同日集会，于十五分钟间成二千余字之第二次推戴书，即晚进呈，次日十二日。而袁承认为皇帝矣！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装

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袁世凯承认帝位之申令云：

据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妫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识知，请先就功烈言之：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弛，师徒屡熸，国威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划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才，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乱匪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卒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搆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亲贵，不惩祸始，无从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化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犹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室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方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域，得完其版图，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慼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戢，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誉。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橐，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我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海通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叟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哀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

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供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十三日，袁氏遂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氏既有无可推诿，无以自解之承诺，以了其心愿，然内有民军之忧，外有邻国之警，更有隐忍难言者，于是或禁止反对，或联络感情，联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在袁世凯称帝后，其公开批评袁之背叛民国布令文。十二月十三日大总统申令：“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德薄，受国人之付托，改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致词，人不之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籍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所怀，事与愿违，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彷徨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持此通谕知之。此令。”

十二月十六日令云：“政事堂呈称：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议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被袁世凯策封为嵩山四友的徐世昌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据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国民代表、镶黄旗满洲都统亲王那彦图等呈称：共和不适国情，全国同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惟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袁氏虽予智自雄，在先殆亦熟闻赞成之说，而不知坠其术中者。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我外交部警告，先由日代使口述，而英、俄附合之。其全文于二十九日晚由日本外务省发表，照录如下：“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藉以杜绝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毛皮，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我国外交部之答复如下：“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串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国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出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凑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袁政府续有二次三次之口头答复，略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断不实行。”又谓：“意外之乱，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云云。迨十二月十一日，帝制确定，十五日，日、英、俄、意、法又联合警告。大意谓：“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尝言固不急遽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日本及其他四国据此，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云云。

实际袁氏急欲一过其皇帝瘾，进行筹备颇亟。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大总统令云：“前令各部院详细筹备改行帝制事宜，各部长官皆通达政体之人，应知立国尚质，惟圣去奢，实为古今致治之根本。此次筹备典制，凡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自应加意研究，用备施行，此外缛节繁文，概从屏弃。历代朝仪，多相沿袭，跪拜奔走，何关敬事？格律程式，亦困异才，非耗有用之精神，即蔽上下之情志，岂开明之世而宜出此？近年变患频仍，闾阎凋敝，商民坐困，财政多艰，予一入朝作夜息，惟以培养元气为当务之急，又何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此令。”

第五节护国军之讨伐

成功策动云南起义，自任护国军

第一军总司令，誓师讨袁的蔡锷将军是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实则在十二月初已由朱启钤、周自齐等组织。二十一日，袁封龙济光、张勋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预备登极，而云南已首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