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二十一条”之签署

时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有事西方，不暇东顾之际，肆其暴戾，逞其野心，破坏我中立，山东交涉以起。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件，迫袁承认。五月七日又致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亦誓不承认也。

曹汝霖于五月十日致陆宗舆一函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311～312页。，述日使致送最后通牒及中国忍辱接受之经过情形，甚为详尽。中有一节记八日袁召集大会，报告经过曰：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署时中日双方代表合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十日，袁有密谕与百僚云：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偎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起义，举朝失措，列疆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乎，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

国事初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

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恃，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钵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

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烈，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莫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育，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成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熳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冑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国势如此，而袁欲帝制自为，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民国二三年际，北京曾流行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之论调，其背后有人主使，自不待言。至是袁召各省将军入京，先行交换意见。顾欲擒故纵，袁之假惺惺，一如民国以来军阀之内战，其势已一触即发。

时袁祭天祀孔，大事复旧。遗老既多非议共和，政客尤怂恿君宪。八月，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为周自齐所（？），竟倡言宪政不适中国。希荣固宠之士，议论骚然矣！

第三节筹安会之成立

杨度、孙毓筠等六人，旋即发起筹安会，其宣言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我民忠告；而我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筹安会宣告成立，发出启事，略谓：

本会自发起后，所有与各界接洽商办之事，至为繁重，几于日不暇给，欲照寻常党会手续，俟会员人数众多，再行宣告成立，实有迫不及待之势。现由本会同人先行议定简章，并照章推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暂时处理会务，以便进行。经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理事。当日通告各会员，略谓：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事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例如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又如清末革命之结果，何以不成君主而成民主？又如共和实行以后，究竟利害孰多？又如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诸如此类，皆在应行讨论之例，然讨论范围，亦仅以此类为限。至此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

同日通电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商会、上海、汉。商会云：

（中略、见宣言）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云云。

在民国共和政府之下，而容此等非法机关存在，是诚奇迹！盖古今中外，无有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八月十七日《申报》载北京电云：

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已，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谓此日如不任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

二十七日《申报》又载北京电云：

据可恃消息云：政府刻接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于筹安会之态度。政府复电，谓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云。……

九月三日又载《字林报》二十九日北京通信论述筹安会近事云：

筹安会及赞成筹安会之主义者，谓恢复帝制，大有益于中国。其所持之最大理由，则谓中国帝制沿传已久，华人政治程度不高，不足以解共和，且不能得其益。再中国自建共和以来，制度常不完备，如民选国会之不适当是已。国家行政，反因国会而不能进行，故袁总统不得已遂下解散国会之令。今新制既不适用，何若改用旧制之为愈乎！此筹安会诸人之言也。惟欲得践帝位适当之人，其事颇难。袁氏为今日中国之元首，且似为中国惟一之人才，就事势言之，有作皇帝资格者舍袁而谁？但袁氏有誓言，且有自幼倾向共和之语，今可竟为皇帝乎？袁曾自言曰否否。第背誓失信，世之伟人，曾有为之者，袁或将忘却前言而一为之乎？华人果欲奉袁为皇帝与否，是为疑问之点，陆军必拥戴袁氏，决无可疑，而官场之大多数亦必效陆军之所为，盖高官厚爵，皆从袁氏而来也。

惟学界商界及一般老百姓，对于此事将具何种观念乎？余知其观念与袁氏自言者必同：盖以为此事办不到也。若辈尚忆得袁之誓言，袁之自幼倾向共和一语，及袁之矢忠清室之事。曾有人谓余曰：“袁若登帝位，则大背中国之道德。然恃兵力以握大权之袁氏，若有陆军听其指挥，则道德问题或不足以萦袁氏之念也。且抱道德观念之国人，或政界以外注重政治之少数人，亦不敢起与袁氏为难，苟有之，则陆军将迅速扑灭之矣。所可虑者革命党耳。党人近虽潜伏，然非根株尽绝，粤、湘两省，蠢蠢欲动；香港、上海两处，不绝党人之踪迹；日本一带，党羽尤多。若辈言及袁氏，辄目眦欲裂。其所议论，诚未便发表于报章。目下革党势力薄弱，其宗旨不为人所信任，实属咎由自取，然亦未可因其势败，而遽存革党不足虑之心，若辈未尝不可乘时因势，而起抗袁为帝之师；于是国内治安，将为之扰乱。袁之陆军固可荡平之，但兴师乎乱，将发生不利于今日中国之种种恶果矣！”

赞成帝制者，又有一理由谓：“帝制实行，则元首嗣继之问题即可解决。今袁在实际上为终身总统，石室金匮中藏候补总统者三人之名，一旦总统缺席，则选三人中之一人以继之。惟此三人者皆无强大势力，恐届时握兵权者将有争夺大权之事。若袁为皇帝，有自择其子以继其后之权，则国家可无握兵权者互夺宝位之危。”主张帝制者之言若是。华人愿有候补者三人之一以为总统，或愿袁氏之长子以为皇帝，此固华人所应自决之问题。惟继位问题之所使人忧虑者，则因今日政府绝无制度可言也。今之政府，即个人独断专行之政府！袁氏轻轻扫去国会，另定一种宪法以合其宜，今之宪法，若袁氏不以为宜，则随时可以取消。袁之仇人，或死或降，新税施行，悉出己意，政事之良窳，由袁氏自负责任。在外人视之，苟袁氏一旦不测，则现有之行政机杼，悉将倾覆而无遗，此为独夫政府之恶果！故主张帝制者，有以袁氏为皇帝，以袁子为储君，父逝子继，俾行政之责任，有所归属之语。但吾人所不可忘者，袁氏已为公认政体之元首，袁氏不用此政体，而反破坏之！袁若由总统而为皇帝，谁敢信其必采宪法政体，如主张帝制者所言乎？吾人知其必仍专制不逊于前，即有所谓国会者，亦必为袁氏个人之国会，存亡系于袁氏个人之意。若袁氏果有召集国会之心，则以君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何若以民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之为名正言顺，于事更事便利耶？推论此事之根由，实因袁氏欲在国中培植绝大势力，以决继位问题。但若袁氏为总统时，既不能达其希望，则作皇帝时，又乌能达其希望耶？此事千言万语，讨论不穷，然其结论则一，即择定之继位者必为新握重权之人，或为常集权力行政统一之领袖；若仅决定继袁氏者抑为总统或为皇帝，则无益焉。中国国体应釆民主制耶？抑君主制耶？此固为华人独自解决，勿庸外人置议之问题。华人苟民心一致，而国体变更，又足使国本坚固，则外人决不作干预之梦想。然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数年来中国危乱之际，外人势力影响于中国事者，其功甚伟，难以尽述。就事实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权力，以造福于国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盖外人知国人对于袁氏计画，必有激烈之反对，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长子入继大位，果能较国民心目中所以信任之代表更为安稳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质言之，此间外人，以为袁氏刻方着手行其建立政局之事业，且有发表意见者，谓袁氏不应利用赖外人而得之权力，以扩充其个人之希图云。

筹安会之为秉袁意而设立之御用机关，实已不待明眼人矣。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也。

第四节帝制之实现

筹安会既由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宪”而奏功，于是梁士诒继起组织请愿联合会。以沈云沛为之长，作进一步之工作矣！其发起之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自请愿联合会发生以后，各省及各机关之请愿书，纷纷投至，即向参政院提出。当时之参政院又奉命为代行立法院，于是开会讨论，将付审查，袁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院，发表宣言书，略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诿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袁之不愿以代行立法院解决此重大国体问题，所以特示郑重者，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为国民代表大会之导线耳！比由请愿联合会趋承袁意，二次请愿，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关，参政院因以建议，咨请袁氏，即随发教令，定于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将擒先纵，欲速故缓，又一种做作而已。故转瞬由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矣！所谓“立法贵简，需时贵短”，参政院因以建议，即用国民会议之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从此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运用帝制实体发现之第三步——制造民意之国民代表大会组成，皇帝之产期近矣。

十月十一日，《申报》载美人丁义华论《共和民国之口是心非》，警告我国政府与国民，其全文云：

迩来两礼拜中，只以事务纷繁，故对于讨论国事问题，久未著论，乃近日连阅报纸。见对于国体问题，多近附合，未尝研究其真理，是鄙人虽欲无言而不得矣。中国国体若何变更，其主权固操之于中国国民，外人本无干涉之余地，但以理论事，环球万国，同是圆颅方趾，当然有自由发言之权，况以中、美之邦交与夫鄙人雅爱中国之情谊，尤不得不倾心吐胆，一为我最爱之中国同胞进一警告。诸君须知一旦为人代表，心与。两种物件耳。言乃心之声，如反是必有一种感情作用之理在。假如余常问一友，此事欲若是行可否？彼必答以唯唯，虽明知此事不可，亦不肯公然反对。然察其颜色，口虽唯唯，心内实未尝认可。余果请其不必瞻顾，此事行止，在君一言，则挚爱至友，尽吐肺腑发表其真是真非，于是乎友亲之道尽，此为一定不移之理也。鄙人近阅各报，见赞成君宪者有之，反对民主者有之，其立意不外乎痛诋中国人民程度知识，不足以为民国，并不足以爱民国，一若中国全国上下，非速去共和力求君主，不能一刻生存也者。然此不过纸上空谈，以鄙人觇中国民心，勿论其为政为学为商为报各界，未敢决定人人有盼望速更国体之意见，乃其中实不乏真心爱国，力主维持民国现状者，但慑于威而不敢言耳。此等反常事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戴共和国体者，斯亦万国非常之特色矣！

夫以各界人民心理而论，亦深知民国建设伊始，固未尝克臻美满，但仍希望将来必有达到之一日。更确信中国大总统擎天毅力，励精图治，必能满人民依托之欲望。人心既到如此喁喁望治，而又不敢出之于口，其非慑于威而何？溯自前月筹安会发生，其始立言，以研究学理，讨论民主君主问题为宗旨，故大总统发表意见，有国民如愿讨论此问题，未便禁止之语，其意实欲国民言出于衷，发表其良好意见，如其钳口，恐积愤所致，前清覆辙，殷鉴不远！在共和国内，准其研究君主问题，不以法律绳之，深谋远虑，是或一道也。岂料该会决非研究讨论，一意鼓吹速改君主，并预备《宪法》以辅之，大有共和国体已无讨论之余地。由此观之，足见该会早定目的，所谓征求双方意见，讨论研究，欺世之言也！如果心无成见，应准人民立一讨论共和团体，双方比较，孰利害不判自明，庶于研究学理之中而公是公非，亦不致偏废矣。鄙人从前鼓吹鸦片之害，而土商亦有鼓吹吸鸦片之益，以小喻大，其理则一。是目今多数人民欲维持共和，苦于伏威之下，噤若寒蝉，此即心实非之，而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后患岂堪设想耶！偏于一面之词，抹煞各人本意，强迫其口，已失其心，谋国者固如是乎？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民心即所以失邦本，而犹云期以兴强，是诚南辕北辙矣！中国在前清时，国势衰弱，实失民心有以致之。乃近日变更国体问题，竟有人提议力主从速，欲速则不达，先圣已有垂训，况此等不以民心为重之举动，其能巩固国基，未之有也！阅报纸与电报所载，无非满纸诈讹，欺己欺人，不值明眼者一笑，“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其斯之谓欤？无怪英、美各报批评云：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合全国之同意，似此行诡谲手段，难得天相。鄙人在华年久，极爱中国，更望中国日臻强盛，故不能不再敬告国民与夫政府：此等掀天揭地最大问题，万不可率尔操觚，务求实在，无使强迫；盖强迫行为，只能施之于一时，不能行之于永久，凡事须慎始图终，勿为孤注一掷。名誉攸关，愿政府国民，上下以诚，毋使人民口是心非，则富强之道，基于此矣！

鄙人与中国人士交接有年，素佩中国人脑想驾乎欧美，未尝无共和性质。如果协力求诚，以国家为前提，何患不臻上乘？不诚无物，况一国乎！总而言之，政府国民苟能开诚布公，自能万众一心，若人民政府各自为心，其国不可问矣！即如国体一事，政府以改变为是，国民心理，亦以改变为是，自可放胆做去，决无妨碍。若一味力求速成，而不讲求得民心之乐从，于大局决无益处。故目下此等问题，宜从缓相商，鄙人居旁观地位，因此问题，既非个人关系，自应由各人发抒真意，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可不慎哉。语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处事不由根本着想，必不能长久存在。言尽于此，望四万万同胞其勉旃。中国幸甚！万国幸甚！

十月廿一日，《申报》有译载《字林西报》社论一篇，题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其大旨如下：

（上略）袁总统前有幼年即倾向共和之宣言，又有不赞成帝制之命令，今忽对于帝制运动，不复有不赞成之表示。袁总统前解散国会，手段急切，无异克林威尔，今忽盼望国民代表大会之成立，情极殷挚，不啻汉勃登，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世人安得而不窃笑于其旁耶？兹上海商务已受其影响矣。吾外人所欲知者，政治舞台所发现之剧情而演于吾人之前者，果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喜剧者，如人生事迹以实在境遇，串缀悲欢离合而成者也。滑稽剧者，则随意所之，诗张为幻者也。两者极不相同。若此剧情，自始至终，悉依据真正事迹而演之，则吾外人及多数华人，极愿坐观其剧以至曲终，且愿于落幕之际，鼓掌欢呼，并召袁氏至幕前，而向之叫好不置焉。但若离奇诡幻，一幕复一幕，层出不穷，则非观剧者所能忍也！今连篇累牍之命令，与夫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书者，果为真耶？果表示若何目标耶？果表示达此目标之一定步趋耶？抑吾人所注视者，不为他物，而为骗局，而为巧行布置，以掩其支离情节，荒谬颠倒之剧本耶？中政府向以“不要紧”三字处置公事，今得无实行不要紧主义，既漠视其方法，复漠视其结果耶？果尔，则记者敢警告袁氏曰：尔之最后一幕，必为有间断且有苦恼之一幕也。使帝制运动而为元首及武人攫取大权以快私欲之具也，则将来结果，必不利于当事者之个人，且害及全国，此为事势所必至，无可幸免者也。本报北京访函详论各省舆情，谓反对帝制最力者，仅为湘、鄂、粵、桂四省，盖多数国民，仅求政府之良善，而不斤斤于民主君主之间也。然必有良善之政府，则国民方可无言，若废去民主制，而无真意以组织良善之政府，则帝制运动，将获中国从未演过之最不幸的滑稽剧之报酬矣！

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挟洋自重，聘请美国学者古德诺为宪法顾问自十月上旬，公布《国民大会之组织法案》，以迄十二月上旬，国民代表大会之票数汇齐，全体主张君主，前后凡两阅月。以如许重大之事件，意在征求民意，而民间初无何等之感觉，其经过情形，召集手续，多不明了。迨各省独立，北京政府拍发关于此项制造民意，指授秘术之密电暴露，国人始知其鬼蜮手段，奇秘惊人。盖八月三十日，第一次关于改革政府之密电，已自北京拍出此为各参政对于各省军民两长解释一切命令式之文电。，略云：

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君等亦当与地方上赞成请愿之绅商，一例列名请愿。此种请愿，即可于立法院召集之时一一向该院提出。总之，国体变更，当以民意为转移。……

九月二十七日，帝制党杨度、孙毓筠等乃领衔通电各将军首长，令消灭省内各种“危险之真意”，弗使表示，电文中又有关于各省区之各种提议，末云：